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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吉伟德 5月11日,一条微信引爆了朋友圈:湖南省汨罗市人民医院医生在手术室捡到一名60多岁男患者的遗书,患者在遗书中叮嘱子女,如果手术意外导致死亡,必须索要不低于30万元赔偿,否则遗体绝不移出医院大门。患者甚至对赔偿款的分配做了详细安排。 (5月11日《重庆晨报》) 一边是医生不遗余力救死扶伤,一边是患者做着最坏打算,并谋划着如何“以死索赔”。一封意外掉落的遗书,把患者的这种防备心态暴露无疑,也让医生感到心惊肉跳。好在手术顺利,一切都没有发生,但作为医患关系恶化的注脚,索赔遗书已然成为患者负面想像的鲜明标签。 医生或许感到有些寒心,也有些委屈,甚至可以将其作为“地位弱化”的证明,并由此放大“医者不易”的悲情。然而,任何现象都不会凭空产生,索赔遗书的出现,一方面是患者受着某种现实规则的影响和引导,才会如法炮制去效仿;另一方面则是没有更好的救济通道,于是便采取了“医闹求解”的办法。 化解索赔遗书式的医疗风险,杜绝医闹产生的各种隐患,最终还得“问诊求医”,以提升医疗水平和形象为基础。很显然,医患地位在现实中并不平等,囿于医疗的专业属性及医疗信息的不对称,在利益的博弈中,医方处于强势而患者处于弱势,再加上正常的维权通道不畅,第三方调解机构的可信度受疑,侵权责任和意外伤害险没有发挥兜底作用,才使得“手术与遗书同在”。或许,可以说“患者的心变坏了”,可这样的“心病”,又靠什么来治疗呢? 其实,医患关系并没有想像中那么糟糕,遗书的产生或许只是负面影响下的效仿,或者并非出于真心。对于此事,理性与理智是最重要的情绪选项,也是解决类似问题的心理基础。因为医患关系的改善,离不开整个社会的参与和付出。若像“路怒症”一样,大家都患上了先入为主的怀疑症和恐惧症,缺乏调解和缓和的基础,索赔遗书就会成为负面想像的催化剂,在把医患关系推向深渊之时,导致社会信任的加速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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