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兆梅
　　大姐上世纪七十年代远嫁去了东北,原因是在大队工作的父亲,一次次把三年轮换工的名额让给别人,说别人家男孩子多,脱离了庄户地好找媳妇。确实,进城当了工人,哪怕个头矮长相丑脾气不好,一样能娶上媳妇。
　　以母亲的理解,是父亲把大姐逼去了东北,让她们母女分离。隔不了多少日子,母亲因为思念大姐,就故意找父亲的茬,控诉一番,那架势就差把父亲吃了。
　　当时和大姐联系的方式只有写信,一封信来回要近一个月。大姐虽然名义上读过几年书,但多数时候都是带着弟弟妹妹上学,不识几个字,根本写不了一封信。回信的重任就落在姐夫身上。据说姐夫写一封信比锄二亩地还难,所以我们写去十封信,收到的回信也就一封。
　　邮递员把很多信件一股脑儿送到大队,大队长亮开那破锣嗓子,在喇叭里高喊:某某某,你家来信了!喇叭那“哧啦哧啦”的前奏一响,我们全家人都会竖起耳朵,凝神静听。
　　喇叭里传来父亲的名字,不用母亲发号施令,我和二哥就同时跑去大队。二哥在前,我在后,我跑不过他,我的后面跟着我家的大黑狗。当街的行人会不约而同地问:“你大姐来信了吧?”“嗯!嗯!”那种喜悦之情,就像我家买彩票中了大奖。
　　半张信纸,无非写大人孩子平平安安,鸡狗鹅鸭活蹦乱跳,母亲却让我读了一遍又一遍。最后,她把信小心地叠起来,塞到炕席底下,想大姐了就让我念,见不到女儿听听信也是一种安慰。
　　当时大队里有一部摇把子磁石电话,父亲很少用,一是公家的东西,二是打个电话也不容易,打长途更是费劲,需要一级级地拨。先打到邮局总机,接着是漫长的等待,等总机接线员一遍又一遍往通电话的地方呼叫,等到对方邮局的电话总机“挂上”,再打到分机,双方之间才能通话。长途通话质量不好,几乎是“吼叫”式的,一连声的“喂喂喂”,遇到占线,好几天也打不出去一个长途电话。大姐三个村一个大队,她家离大队约有三里地,把电话打过去,也没人去喊她。就是有人愿意跑腿,在那颠簸不平的土路上骑自行车来回最快也得一个小时。
　　改革开放后,不光我们村的有钱人家装了电话,大姐村里也有好几户装了座机。他们村的医生和大姐家前后屋,也装了电话。遇到急事,我们就把电话打到医生家,让他转告。医生善解人意,总是让我们等一等,他跑着去喊大姐,让大姐和母亲说一会儿话,多少缓解了大姐的思乡之情。
　　又过了几年,我们和大姐家都装了电话,隔不了几天,大姐就把电话打过来,和母亲聊上一会儿。母亲拿着话筒,喜滋滋地说:“电话这东西不糙,隔多远都能听到真真的声音,和见了真人一样。”
　　现在每个人手里都有一部智能手机,视频里的大姐笑容满面,如在身旁,她家的房子、家具等都更新了,那条坎坷不平的土路变为了平坦整洁的柏油路,一辆接一辆的家用轿车行驶在上面。
　　那一摞摞寄往远方的书信和手摇电话,成为记忆里的一首老歌,把亲情催化为一颗爱和甜蜜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