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小学成办报阵地
宣传中共抗战主张
　　1937年7月30日,北平沦陷。8月8日,北京志成中学地下党支部书记陈庆泉(昌邑柳疃合盛仁掌柜陈东阜之子),受党委派回家乡柳疃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他在陈家庄小学与教师曲溪(原名张乐乔)、王书范(后成为陈妻)商量着寻求抗日出路。他们效仿北京学联办报的方法,酝酿编印鼓动抗日的小报《抗战简报》,向人民群众传达党的抗战主张。
　　说干就干,王书范把自己积攒多年的“体己钱”拿出来,又变卖首饰,凑了一笔可观的钱款,购买收音机、油印机、蜡纸、钢板、油墨等,还订阅了《抗战》三日刊等进步刊物,作为办报指南和抗战消息的来源之一。他们以陈家庄小学为阵地,以教师职业为掩护,开始编辑简报。
　　8月14日夜晚,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三人一直忙活到天亮,终于印完第一期《抗战简报》。第二天一早,正逢柳疃大集,他们去柳疃街散发,人们奔走相告,争相传阅,300余份《抗战简报》很快被争抢一空。陈庆泉登上惠昌药房的小楼,高声演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面临亡国的每一个中国人都要行动起来,参加抗战。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群众心中的抗日怒火被点燃,他们高呼“驱逐日寇”“不做亡国奴”的口号,积极投身到火热的抗日战争中去。
　　陈庆泉等人白天教学,晚上办报,经常整宿听收音机、编稿、刻版油印……《抗战简报》很快在人民心中扎下根。随后增印到500余份,散发范围由柳疃扩大到相邻的龙池、夏店、昌邑城关等大半个昌邑县。陈家庄小学也因此成为昌邑北部抗日救亡运动的宣传中心。
　　《抗战简报》主要报道抗战消息,宣传中共抗战主张,揭露批判妥协投降的悲观论调,提高群众的抗战觉悟。出了几期之后,有些机关、学校和商号不但自己按时去拿简报,还积极为办报捐款、捐纸、捐油墨,帮助他们解决办报经费问题,使《抗战简报》能够保持三天两期正常出刊。

惠昌药房设点
继续编印简报
　　1937年9月,陈庆泉和曲溪按照党的指示,到县城参加“抗战干部训练班”,便委托齐文甫、徐迈等进步分子,在惠昌药房柳疃党支部活动点继续编印《抗战简报》。
　　齐文甫,龙池齐西村人,曾任龙池区育才小学校长。九一八事变后,他辞掉校长职务,变卖家产,到柳疃开办了“周纪车行”,暗中从事革命宣传工作。他身上经常穿着补丁衣裳,脚上穿双牛鼻子鞋,言词举止非常俭朴,完全像个农民。有一个貌似文明的国民党员齐东野讥讽他是个“庄户孙”,他干脆以“庄户孙”自称,久而久之,“庄户孙”成了他的代号。
　　他接办《抗战简报》后,除了转发抗战消息和抗战歌曲外,还开辟了评论小专栏“庄户孙话”,文章短小精悍,文笔犀利泼辣,笔锋直指日寇罪行,揭露汉奸、贪官污吏的恶行。
　　文章往往一语中的,入木三分,如一些富农反动分子借抗战之名组织所谓“红十字会”,搜刮民脂民膏,齐文甫在《抗战简报》上一针见血地指出:“你们并非什么‘红十字会’,而是反动的资本家的护身符。”以《抗议物价上涨》为题,鞭挞国民党昌邑刘豫章政府的罪责。
　　《抗战简报》也因其通俗易懂、朴实生动、庄户味浓,广大群众喜闻乐见,亲切地把这份报纸称为“庄户孙报”。

惹恼反动势力
简报被迫停刊
　　以《抗战简报》为中心的系列抗日活动,成为国民党右派的眼中钉、肉中刺,惹恼了刘豫章及柳疃区长陈恒章等反动势力。他们千方百计地阻挠和破坏《抗战简报》的发行和出刊,一面扬言要惩处陈庆泉、张乐乔、齐文甫、徐迈等积极办报的人,一面阻止各机关、商号、学校为《抗战简报》捐款,中断他们办报的经济来源。
　　11月,印行90余期、3万余份的《抗战简报》被迫停刊。齐文甫在最后一期“庄户孙话”里申明了停刊原因,发出继续抗日的呼吁!
　　1937年底,济南沦陷,地主汉奸更加横行。陈庆泉、齐文甫、王书范、徐迈、陈厚基等为了更好地抗日,辗转去了延安。报纸停刊了,但它所产生的教育作用,有力地推动了抗日工作的开展,它唤醒昌邑大地,为共产党发动瓦城起义,组建七支队奠定了思想基础。
　　1938年4月,中共昌邑县委书记张智忠派曲溪和张常公到柳疃做策反工作,与国民党三区区长商妥恢复《抗战简报》,编印月余,出刊10期,因环境恶化,经县委同意再次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