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　
　　11月8日,中华慈善总会发布消息称今后将与教育部门合作,制定慈善教育计划,慈善将有望纳入到学生素质评估中。慈善总会还计划在四川、甘肃等省市近百所中小学捐赠111万余册《慈善读本》,还将向全国各地中小学推广。
　　　　　　　　　(11月9日《京华时报》)
　　将慈善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估”,确实是个很有想象力的创意,初衷也未必动辄得咎——只是,“尺子”还没有修好,却去测量别人的蜚短流长,是不是有点操之过急?
　　慈善这东西与意识形态、经济水平云云基本没什么直接关系,古人路不拾遗也不能证明今人就不会天良丧尽。而有限的慈善资源“是生是死”基本掌控在上层建筑手里:一是中国自古有“以吏为师”的心理传统,二是慈善机制担当着“防护堤”的功用,三是泛滥的“被慈善”现象激起普遍的逆反心理。因此,真要谈“慈善素质”,起码有两个前提:一者,官员慈善如火如荼,堪为表率；二是慈善机制纯净如水,公众善意备受呵护。
　　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的慈善事业在平常年份已经有了300亿元至500亿元左右的捐款。可见,我们从不缺少善心、也不缺乏善人,缺的是如何有序整合慈善资源的素养与能力。首先是慈善产业链从未建立起来,托着善款的公民找不到慈善事业的正经“批发商”与“零售商”,满大街都是做慈善的“黑中介”,不明不白外加“雁过拔毛式”的托管运营。其次是慈善运作缺乏法制兜底,西方公益组织领袖拿着每年18万至23万美元的薪水,也不见得有人眼红——但为什么我们的相关管理人员号称月薪寥寥数千却仍被猛烈诟病?道理并不复杂,一个两三千月薪的人掌控上亿元的资本,且没有完备的法律防线,会不会每时每刻都在经历“诱惑与考验”?类似的疑问无人作答,各色流言或者寻租事实就会深深打击社会的慈善之心。
　　今天的中国慈善,还处在“一朝被蛇咬”的境地,修弥断裂、重塑公信才是当务之急。从“巴比宴”的吊诡到陈光标之争,再到“8层楼高的中华儿女”……公权与慈善的纠葛、善意与贪腐的角力的碰撞,都处在一个亟待转身又分外纠结的“节骨眼”上——当此语境之下,孩子的“慈善素质”固然重要,但谁好意思当真去评估呢?事有轻重缓急,更有颜面与底气的考量,还是先做好大人的事情,再去刚性约束孩子的“慈善素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