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针对陕西公务员在云南景区内公车私用问题,镇巴县决定,免去当事人谭某职务。对于这一处罚结果,不少网友和专家纷纷质疑“处理过轻”。对此,当地一负责人称,“因为这是第一次发现,考虑到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处理的时候可能轻了一点。我们正在制定相关方案,以后出现这种情况,绝对不会像现在这样处理了。”　(8月23日《中国青年报》)
　　尽管当地亦坦承处理偏轻,但给出“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之理由却相当荒谬。难怪很多网友质问,培养一个公车私用的干部难道很难吗?
　　很明显,“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未必完全站在组织的角度考虑,相反,它更多的是站在当事人的角度思量,其中有着很大的“人情”成分。说白了就是组织上认为公车私用的谭某多年来一直在体制内工作,走到今天这一步并不容易,不宜将其一棍子打死,试图做到法治与人情的权衡,并不足为奇。
　　诚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如果只要干部犯错,就不分轻重地一律给予“极刑”,亦不是法治正轨,如何让犯错者“罪有应得”才是关键。实现这一点,往往需要考虑“群众赞成不赞成”,而非单靠长官意志决定了事。
　　那么,在民间社会越来越诟病公车私用的时下,各地在处理该问题时态度当是越来越严肃。否则,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姿态何以实现以儆效尤?尽管当地称“以后不会像这样处理了”,但公车私用的老问题、难问题,让个别地方为之头痛,当地又有何底气做到“下不为例”呢?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当地解释处理偏轻时称“这是第一次发现”。那么,在公车私用问题在个别地方存在的时下,镇巴县居然是“第一次发现”。这究竟是该县在解决公车私用问题上一直做得很好,还是一直任之由之呢?如果说是前者,何以解释谭某公然开着警车千里迢迢去云南旅游?又何以解释“我们正在制定相关方案”?很明显,这个“第一次”不经意间向我们透露出一个信息:“培养干部不易”实则监管不力的遁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