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　

　　近日,中央财政向云南彝良拨付地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资金10.5亿元。云南省发改委还向国家发改委申请增加40万大箱卷烟生产指标,可为地方增加6亿多元税收,将全部用于灾后重建。　　　　(9月11日《重庆晨报》)
　　大灾当前,救人与重建是最大的议题。事实上,弥合震殇之痛,千言万语都离不开资金的问题。如何以更大的投入、更稳健的资金来源帮助灾区民众重建家园,“输血”与“造血”是绕不开的两个命题。云南省发改委向国家发改委申请增加40万大箱卷烟生产指标,其情可鉴,且“6亿多元税收”确实也是一笔不小的重建保障,但从路径选择的角度看,这样的想法似乎仍逃不出几重追问。
　　一者,中国控烟不力的现实已是板上钉钉。即便不提《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陈年旧账,仅看去年5月1日起施行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所谓“禁烟令”,仍不过是墙上那寥落的布满灰尘的标志。有人说,一方面是控烟行动“不努力、不作为、不要脸”,另一方面是烟草行业对禁烟大局“不鼓励、不反对、不参与”,其背后恰恰是勃兴的烟草经济在暗流汹涌。当此背景下,还要增产烟草,一旦这个口子打开,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每次洪灾地震、旱涝地陷,都可以为烟草业的扩张找到一扇合法的窗口?
　　二者,增加40万大箱卷烟生产指标,也许确实可为地方增加6亿多元税收,这个数字不得不令人眼馋心热,但问题是,这笔钱今天挣了明天迟早还是要“还”出来。因为烟草经济虽然合法,但性价比基本为负数——或者说,今天从烟民口袋掏出一分钱,明天迟早要全民花两分钱乃至更多来为诸多后遗症埋单。全国控烟办公室最新发布的数据表明:中国每年超过100万人死于和烟草相关的疾病,换言之,每30秒就有1个人因吸烟而死亡；而今年3月份,媒体还密集报道过卫生部部长陈竺在出席“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治策略研讨会”时的表态——“将通过深化医改为控烟助力,逐步把戒烟咨询和药物纳入基本医保,基本药物目录也将添加相关药品。”靠烟草为灾后重建挣的6亿元,民众要支付多少生命的账单、公共卫生支出要为之承担多少后续的健康风险?说到底,这样的思路,无非是拆一座大厦来盖一栋小屋。得失几许,历史清楚。
　　“增产香烟”不是灾后重建的必选路径,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筹钱法则,并不是一个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