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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垚烽
近日,浙江慈溪市环卫处办公大院内,举行了一场新人婚宴,据称婚车全部采用豪华奔驰。对此,慈溪环卫处却回应称,因该职工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困难,难以承受在酒店办婚宴的费用,出于对职工的人文关怀和帮助,才破例同意在不影响正常办公的情况下,借用场地办婚宴的请求。 (10月26日《钱江晚报》) 读完整条新闻,相信部分读者要对新郎一家产生些许同情了。的确,老婆没工作,自己一个月2000多元,这样的家庭想要风风光光地为子女办场婚礼实在不容易,能省则省亦符合中国人的价值观。然而笔者想要说的是,即便上述情况均属实,即便不存在婚车全是大奔等“疑点”,慈溪环卫处为贫困职工提供子女婚宴场地的“破例”做法同样是不可取的。为什么?因为这其中存在明显的公产私用的问题。 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情况并非个例。从“国博婚礼”到“大院酒宴”,尽管理由各有不同——前者是因为职工“非常喜爱博物馆的文化氛围”,后者是出于人文关怀——“桥段”惊人的相似,这不由令人反思: 作为公共部门,维护公共利益和关心照顾职工的“平衡点”在哪? 或许在慈溪环卫处的领导们眼里,作为“公共场所”的环卫处大院就是“自己的地盘”,“自己人”使用一下又有何妨?殊不知,这种做法违背了“个人的归个人,国家的归国家”这条基本的道德和权利底线。所以说,所谓“贫困说”更像是罩在违规做法外面的一层温情面纱。倘若我们为其所惑,甚至顺其逻辑一步步妥协,那么势必跌入纵容公权私用的无底洞:既然贫困能够成为在办公大院摆酒席的理由,为何不能成为给职工待业的老婆安排工作的借口?如此,“萝卜招聘”岂不登堂入室、名正言顺了? 其实,慈溪环卫处完全可以通过别的途径,如帮忙联系酒店、多凑份子钱,来体现对职工的“人文关怀”,而不是贸贸然地“门户开放”。毕竟,环卫处大院是为群众办公的场所,举办婚礼难免给“不明真相”的群众留下遐想的空间。事实上,也的确有附近居民在进行“能在机关单位办婚宴,这户人家肯定不简单”的推测了。鉴于类似事件叠加效应下,一些地方部门公信力已经羸弱不堪的现实,这种“推测”的破坏力无疑是巨大的,它极有可能通过微博等自媒体转化为“网络谣言”,进而演变为又一起公共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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