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4上海松江婴儿失踪案”已告破,嫌犯是孩子伯母雷某。经警方审讯,雷某交代了因家庭纠纷导致心理失衡,于24日9时许将婴儿杀害并藏匿于洗衣机中的犯罪事实。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本报今日A30版)
　　按理说,亲人间纵有纠纷,也会在亲情润滑下消融,在归依感中淡化。可为何亲人相残,以至于拿小孩出气的悲剧,仍屡屡上演?
　　从8月的山西男童被挖眼案,到而今的松江婴儿遇害案,伯母都成嫌犯,细微纠纷都成了引线,这看似偶然,却不啻为亲属关系异化在现实中的投影。
　　在此案中,雷某的杀婴行径,或跟其心理弹性狭小有关。据了解,她平日沉默寡言,而惯于沉默,也意味着,其心中积压的郁结缺乏排解出口,一旦到了某个节点,在情绪内驱力、外在诱因的作用下,难免会骤然爆发。而“抽刃向更弱者”,或许是其宣泄路径。
　　亲人间起冲突,本很正常:因交往频次高,起摩擦的几率自然也高。更何况,血缘关系、亲情纽带意味着有安全感,而这份安全感,也易被亲人假想为牢不可破的壁垒,在这壁垒里,可随意宣泄。但实质上,矛盾因子也会随之堆积。
　　在松江婴儿遇害案中,雷某作案,疑因结婚礼金和“抱孙子”等家事纷争,故耿耿于怀,以至于心理失衡。而她拿婴儿“开刀”,也属于心理学上的“转向攻击”,将妯娌失和带来的郁愤,发泄到无辜孩子身上。
　　当家庭琐事上的利益纷争,动辄瓦解亲情,殃及孩子,它指向的,是亲属关系的“利益化”。而亲情容易断链,也亟需社会性的“粘合剂”:比如说,针对赡养矛盾的多发,社会保障真空的填补当加快步伐；而对潜存的各种隐患,也有必要摒弃“家事不可干预”的呆板认知,构筑积极型的社区调解、适度干预机制,完善社会支持网络……
　　亲情撕裂,是以“互伤格局”为代价的。它若失控,极易带来严重恶果。基于此,在亲情易于疏离的当下,如何从社会关系涵养、亲情伦理重塑着手,去营造良序的亲眷氛围,应是个亟待审思的伦理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