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王首荣　
　　很多官员之所以将公车私用视为小事,是因为在他们的观念中,公车等同于特权,而公车私用没与特权腐败划等号。在公车私用的问题上,到了杀一儆百的时候了,此风不刹,“三公”改革相悖的“小事”将频频出现,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出大事”。
　　近日,媒体曝光深圳市事务管理局秘书处处长傅贤达几乎每个周末都开着公车去打高尔夫球。傅贤达本人承认了私用公车,表示开公车去打高尔夫确实不对,不过自己并未违法,因为没规定说公车该怎么用。
　　　　　　　(本报今日A22版)
　　如果不是记者曝光,这位处长应该还享受着每个周末的公车之旅。从这个角度理解,这位处长说的那句“你们披露后我已经两个星期没去了,现在肥了很多,血糖又高了”,满是委屈的调调。之所以委屈,在于这么多年了开公车打球没人管,怎么现在就不行了?公车私用的官员那么多,我只是开着去打个高尔夫球而已,怎么就被揪住不放了?
　　这位处长的委屈可能有不少官员感同身受,他们都有个问题想不开:一件小事,干嘛搞这么大?到底是不是小事?先看一组数据:2011年,中央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三公”中,公车消费占六成以上；地方的情况也基本一致,2013年北京88家单位的“三公”支出近8亿元,公车消费占比74%。据有关专家指出,公车使用三个“三分之一”的现象很普遍,即办公事占三分之一,领导干部及亲属私用占三分之一,司机私用占三分之一。按此推算,“车轮上的腐败”到底是不是小事,一目了然。更重要的是,除了经济利益受损,公车私用对政府公信力的冲击无法估量。如此看来,这位处长的委屈就有点无病呻吟了。
　　回望多年来的公车改革,公车私用屡禁不止,已成顽疾,原因何在?不去挑剔制度上的缺陷,光官员的公车使用观念就是个坎儿。在这些官员眼中,公车就是专车,专车就是专人使用,无形中将公车与特权画上了等号,被打上了所谓的身份、地位、官衔的烙印。归根结底,还是官员们没把这种小事提到“特权腐败”的高度,加之关于公车使用管理的界定尚为模糊,更是多了挡箭牌。
　　所以,公车管理趋于透明势在必行,如何做到相对透明化?监督不可或缺。无论是让公车使用完全暴露在公众视线内,还是从制度流程上制约公车使用,都需要尽快推进。有资料显示,美国公车管理的法律依据只有两条,而这两条法规的内容却有近百页。这对我们极具借鉴意义,事无巨细,才不会留下“无法可依”的尴尬。
　　话回这位处长,他显然也是幸运的,倘若事情发生在国外,或者几年后的国内,他肯定不会有心思再担心“没打高尔夫,又肥了”。2010年,被提名为韩国新国务总理的金台镐就因曾经有过公车私用的行为,引发公众质疑,最终引咎辞职。与金台镐相比,“评优”被取消显然不算个事儿。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处罚并未引起他的反思和反省,还一味地强调“这只是个小事”。
　　所以,在公车私用的问题上,相关部门是该杀一儆百的时候了,此风不刹,“三公”改革相悖的“小事”将频频出现,不一定哪一天就会“出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