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李明志
　　这次“善始未能善终”的短暂试点,足见理想要照进现实是何其之难,而这种“单兵突进”式救助机制的受挫,也绝不只是广州一地的尴尬。对任何试点而言,发现问题再正常不过,广州在这条路上看似没走通,其实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突破。
　　3月16日,广州召开“婴儿安全岛”试点工作情况通报会。广州市福利院院长徐久宣布,考虑到福利院接收弃婴的能力远超过预期,已达到极限,从16日起,“婴儿安全岛”暂停试点。据悉,设立于该院的“婴儿安全岛”于今年1月28日投入使用,截至16日,共接收弃婴262名,全部患有不同程度的疾病,接收弃婴数量远超开展试点的其他城市同时期的接收数量。　　(本报昨日A12版)
　　仅仅运行了不到两个月就“闭门歇业”,此次广州宣布暂停“婴儿安全岛”试点,其所带来的争议,比之试点当初公众对可能纵容弃婴行为的担忧,更多了对婴儿安全失去政策呵护后的焦虑。这次出于官方善意却“善始未能善终”的短暂试点,足以说明理想要照进现实是何其之难,而这种“单兵突进”式救助机制的受挫,也绝不只是广州一地的尴尬。
　　实事求是地说,考虑到广州作为一线城市庞大的城市规模和人口基数,可以想象,区区一所福利院的“消化”能力实在有限。另一方面,经由“婴儿安全岛”收容的全部262名弃婴,无一例外全部都患有不同程度的疾病,这无疑加大了福利院的救助难度,比如在领养方面,社会积极性会大大降低,这实际上就陷入了一种“只进不出”的困境。水满则溢,面对不断出现的弃婴行为,福利院有心无力无奈“关门”是迟早的事。
　　此番广州试点的折戟,再次将“婴儿安全岛”是否会“助纣为虐”的争论搬到了台前:这种具体、暂时的救助会不会助长弃婴行为,从客观和长远的角度看,此举对“弃婴”这一特殊的绝对弱势群体,到底是福还是祸?但在所有的争论展开之前,有一条“人而为人”的底线,同时也是最基本的常识必须要清楚:成人给了婴儿生命,就应该担负起抚养的义务,无论新生命健康与否。
　　在这种围绕弃婴行为道德困境中,政府本着最初的人文关怀善意,主动“查个体之漏,以公益补缺”,凸显了责任意识和公共服务意识。在目前的社会语境下,这值得公众嘉许。
　　至于“婴儿安全岛”目前遭遇的困境,公众也应该客观地去理解,不宜非黑即白,一棍子打死。毕竟,此举在国内尚属新生事物阶段,对试点而言,发现问题再正常不过,从这个角度讲,广州在这条路上看似没走通,其实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突破。
　　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围绕弃婴的解决路径注定曲折而艰辛。从目前来看,至少是对广州而言,试点的弃婴救助机制并不合“地情”。此次试点的结果,也侧面印证了当前的婴儿安全网存在太多“窟窿”。“婴儿安全岛”之所以被拖垮,暴露了公共服务、公共财政在这一领域的捉襟见肘。在全社会宏观救助机制尚未完善的情况下,弃婴者出于“为婴儿找个好点的地方”的自我安慰心理,导致弃婴向特大城市的“婴儿安全岛”集中,这对定位于解决辖区内服务需求的救助单位来说,实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综上,困难不能成为逃避的借口,有必要在既有的经验基础上,逆势而上,探索建立一种打破地域隔阂、衔接更为顺畅的统筹全局的工作机制,使其他地方避免如广州这般陷入“好人难做”的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