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李明志　
　　此番“退赃”和“返还”,不是去菜市场买菜时的“多退少补”、“整钱找零”。在“涉嫌受贿”的定性面前,务必要还原事实真相,给公众一个说法。如果这笔返还款成了一笔糊涂账,非但会降低反腐的威慑力、公信力,反噬反腐制度化的努力和氛围,更会让官员滋生侥幸心理,这无疑是对腐败现象另一种形式的纵容。
　　8月7日,广东深圳原大鹏新区葵涌街道党工委委员、综合执法队队长张庆云涉嫌受贿一案,在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张庆云归案后,主动退赃90万元,但最终被检方指控收受贿赂人民币19万元、港币30万元。此后,张庆云多退的赃款又被检察机关返还给张庆云本人,目前已返30万元。
　　　　　　　(本报今日A13版)
　　涉嫌受贿的丑事东窗事发后,嫌疑人“吐”得那真叫个“主动”、“干净”,态度可谓良好；面对嫌疑人退回的赃款,本着疑罪从无的原则,检察机关对其中“查无实据”的部分予以返还,从逻辑上讲,似乎也并无不妥之处。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恐怕不尽然。毕竟,这不是菜市场上买菜时的“多退少补”、“整钱找零”。不能忽视的是,在此番退赃、返还之前,存在一个“涉嫌受贿”的定性。既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就该还原事实真相,给公众一个明白的说法。但至少从目前来看,这30万元返还得实在不明不白、疑点重重。
　　“贪得越多,判得越重”,这个道理想必没有谁不懂。按正常来讲,嫌疑人一般会选择“少交待”,而不会故意打肿脸充胖子。不难想象,此番张庆云主动退赃,不外乎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贪官压根就不知道自个儿贪了多少钱,这可以理解,毕竟不可能每一个贪官都有记账的习惯。由此,在归案后“报数”时,便估摸着来了；再者,就是嫌疑人有意为之,或者是为了争取按“自首”处理,至少也可以从轻发落,或者真觉得受贿了这么多而据实以告。
　　相应地,反观检察机关对“赃款”的返还处理,如果嫌疑人是真“记不清”了,或者是为了争取“宽大处理”而故意往高了退,那这30万元“返还”得就无疑太过随意。要知道,在其受贿罪部分已盖棺论定之余,这30万元虽因证据不足而无法认定,但这笔钱属于何种性质、源于何处,也应对社会、对公众有所交待。换句话说,嫌疑人是否符合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构成要件,同样需要检察机关在周密调查之后给出说法,断不该“一还了之”。
　　而如果嫌疑人是出于“据实以告”而全额退赃,则这次“返还”只能说明调查不彻底、不充分,对嫌疑人“多交待的问题”未跟进到底。对公众来说,究竟是调查了但难以掌握,还是根本就没有展开调查,迫切需要一个明确的答复。否则,不免会让人产生“选择性执法”和“保护式处理”的猜疑。
　　要清醒地认识到,如果这笔返还款成为了一笔糊涂账,后果无疑是严重的。其非但会降低反腐的威慑力、公信力,反噬反腐制度化的努力和氛围,更会让官员滋生侥幸心理,认为出事后只消“多退”就能从轻处理,这无疑是对腐败现象另一种形式的纵容。这样的结果,想必无论是谁,都决然承受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