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吃牛奶,我要上学,还我父母血汗钱。”13名孩子来到云南大理南国城大理东盟玉石城门口替父母讨要工资,他们中年龄最大的20岁,最小的仅5岁。他们的父母6年前在南国城项目打工,开发商拖欠1000多名农民工工资达2000多万元。　　(本报今日A24版)
　　在“登塔吊讨薪”、“跳楼讨薪”、“拜神讨薪”、“裸体讨薪秀”、“讨薪挂历”……这些创意都被审苦疲劳之后,又来了“娃娃讨薪”的创意。可怜了那5岁的孩子,若不是被逼无奈,父母怎么忍心让他暴晒于烈日之下充当大人们的讨薪工具?
　　大理南国城项目拖欠农民工工资6年,政府招商而来的前后两家开发商,都不具备建设“南国城文化旅游小镇”的资金实力,导致资金链断裂。那么,当地政府招商之际是否认真审查过开发商的资金实力?或是政府奉行的“发展”理念就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呢?估计后一种情况的可能性更大。只是这种没有条件硬要上,无视烂尾风险的“发展模式”,最后的风险总是由处在最底层的农民工“接棒”。
　　除了资金不足,还存在一种即便有钱也不愿支付的恶意拖欠“机制”。而不管什么“拖欠机制”,地方政府、建设行政部门、劳动监察部门都难辞其咎；或者说,正因为政府部门的不作为、“粗心”,乃至“合谋”,才制造了这种“拖欠机制”。
　　一个问题是没有条件硬要上,以牺牲农民工利益为地方经济铺路；还有一个问题是行政不作为、司法不作为。这些问题存在一天,上面发多少文件、制度上打多少补丁,意义都不大。
　　令人纠结的是,我们要不要期盼“娃娃讨薪”成功?不成功,大人孩子都可怜；成功了,就不知道还有多少娃娃要被用于“创意”,直至审苦疲劳。拖欠农民工工资不止,讨薪创意倍出；还能逼出多少创意?何日是个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