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　

　　和iPad差不多大小,体重仅1斤多……10月29日,一种新型“电子书包”出现在贵州贵阳市河滨小学,引来学生家长及老师等关注。新型书包的出现能否为小学生书包“减点负”,各界对此看法殊异。　　　(本报今日A23版)
　　电子书包曾以“拯救学生脊椎”的姿态问世,轻巧而高效。在恨不得提着拉杆箱上学的年代,电子书包确实“减负”不少。从智能教学与互动教育的层面看,教育的“电纸化”迟早是无可规避的潮流。但眼下而言,电子书包在中国,恐怕它能减的也仅仅是重量与空间。
　　从上世纪跑到今天,“减负”这个口号确实有些疲劳。《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但在更广阔的基层,这样的目标仍显得有些虚幻。“减负”能不能实现,不在于素质教育的走向,也不在于罚则的软硬,而在于教育体制本身。有一个共识是肯定的:教学改革如果没有课堂与试卷的深刻变化,其他任何形式的改变都是暂时或肤浅的。
　　回到电子书包上来,说它“减负”有限,离不开以下几个因素:一是各地实践基本是纸质书籍的“电子大搬家”,是一个量的压缩过程,教学内容没有变,基于考试指挥棒的作业量也没有变,学业压力与负担自然不会有质的变化；二是电子书包对孩子的自控能力与适应能力也是考验——譬如平时玩的都是电子,考试却是纸质,会不会让人“凌乱”?三是在减轻脊柱负担的时候,必然增加了眼睛的负担。统计表明,四成近视儿童长期使用电子产品。在眼保健操等近乎被“诛心”的今天,没有对应的视力保护措施,没有内容减负为前提,即便对孩子健康来说,电子书包或者也只是饮鸩止渴罢了。
　　实践而言,电子书包更多的是“看上去很美”。早在2000年11月,教育部就发布了《关于在中小学实施“校校通”工程的通知》,其中,电子书包就是教育信息网络化的重要终端产品,也是实行“校校通”工程的必备工具之一。2001年11月,国内众多媒体相继报道,我国第一批付诸实用的电子书包分别在北京、上海、大连、深州4个城市试用。十年过去,不过成了另一场高潮而已。
　　书包是电子的还是实体的,其实都不是关键,重要的是教育是因时而动还是墨守陈规。依仗电子书包解放孩子压力的想法无异于刻舟求剑,毕竟,内容才是根本,形式只是载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既不能对电子书包原罪,更不能指望其纾解教育领域经年未解的症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