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李帆
　　从黑窑官员复出,到杨存虎闪电上任,都撩拨起了民众的怨愤。不过,令人疑窦丛生的是:“戴罪之身”的官员何以轻而易举地闪电复出?在笔者看来,问责机制的不完善,让两个月的免职更像是在躲避舆论的风头,风平浪静之时,即为重返官场之机。
　　1月28日,记者通过山西省忻州市环保局官方网站核实,因女儿吃空饷被免职的原山西省静乐县县委书记杨存虎,在被撤两个月后即就任该局主持全面工作的副书记、副局长,在忻州市环保局官网上,一段视频显示,杨存虎已于去年12月份向市民述职。
　　　　　　　　　　　(本报今日A20版)
　　被三鹿拉下马的吴显国复出不久,杨存虎也悄然浮出水面,似乎问题官员从未在民众的视野中消失过,而是沿袭着“高调免职,低调复出”的套路,屡屡上演“仕途沉浮”的大戏。当初严肃处理的口号早已被忘得一干二净,对他们来说,问责或许只是一时的“雪藏”。
　　从黑窑官员复出,到杨存虎闪电上任,都撩拨起了民众的怨愤。不难发现,问题官员的复出总是走着“先斩后奏”的老路。若被眼尖的民众发现,便揪出个急需人才之类说法,敷衍塞责,留给我们的只有捕风捉影的猜想；若相安无事,则就此沉默,之前犯下的“罪行”一笔勾销。这样的做法难辞包庇纵容之嫌,值得商榷。
　　不过,令人疑窦丛生的是:在重重监督之下,“戴罪之身”的官员何以轻而易举地闪电复出?问责机制何在?
　　在问题官员过江之鲫般复出的当下,问责机制似乎早已形同虚设,失去了应有的约束力和惩罚力,制度的漏洞甚至成了他们的后路,免职过后总能另辟蹊径。究其原因,还是在于行政问责范围、标准和程序上,缺乏统一性、规范性和严肃性,问题官员的复出取决于内部裁量,民意成了可有可无的监督,这都给他们的复出留下了制度空白。
　　其实,民众并未指望将问题官员“一棍子打死”,而是期待一条看得见的复出之路,至少应遵循公允的程序,信息公开度要经得起质疑。可是短短两个月,杨存虎还没来得及面壁思过,就峰回路转地复出任职,是当地政府求贤若渴,还是早有预谋?在笔者看来,两个月的免职更像是在躲避舆论的风头,风平浪静之时,即为重返官场之机。
　　问责浅尝辄止,问题官员无序复出,致使问责的震慑意义大打折扣。基于此,问责机制亟待步入法制化建设道路,把官员的复出暴露在法律和民意的双重监督之下,构筑反腐零容忍的氛围。只有问责机制走上规范化、法制化的正轨,官员的复出才能少几分争议,多几分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