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齐超　

　　“目前,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进一步下降,已经跌破60分的信任底线。人际不信任进一步扩大,只有不到一半的调查者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只有两到三成信任陌生人。”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发布之后,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　　　　　　　(2月17日《中国青年报》)
　　不知从何时起,“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成了家长叮嘱孩子最常用的话语；老人跌倒了没有人敢搀扶,原因很简单——担心被老人讹着赔老人钱；捐款不愿给慈善机构,而是直接给受助体,怕被雁过拔毛；没有送出去的红包,就不敢相信主刀医生会尽医德……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正遭遇从没有的社会信任危机。
　　转型期的中国民众,受金钱的蛊惑颇深,不敢再像从前那样相信陌生人的话,哪怕是善意的帮助,也要打个问号,这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道德滑坡的结果吗?是,但也不全是。其实,社会诚信缺失的根源更在于惩恶扬善机制的缺位,和法律法规执行的弱势,这导致了欺诈行为时有发生,且得不到法律的校正,公众受到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误导。
　　每个人心中,都有善的因子,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小悦悦事件”、“南京彭宇案”扼杀了多数人心中善的因子,这些鲜明的事例一次次地警示我们:没有涉身处外的铁证如山,你最好别伸出搀扶跌倒老人的手,否则,你将陷入扯不清的纠纷中。再牛逼的软件,也补不了硬件的漏洞。纵使每个人都萌生善念,但没有法律法规的护航,没有政府抑恶扬善的给力帮扶,仅凭人心向背的舆论之力,还不足拯救沉迷的社会诚信。
　　很多人在总结社会信任下降时,强调了一个“钱”字,说那些影响诚信影响道德的恶性事例,都是“钱”给闹的。这样的说辞,或许有些理由,但我们不妨想一想,如果不是法律弱势,如果不是惩戒乏力,官员失范、公民失德商业欺诈、碰瓷行骗等能屡屡得手吗?诚信是道德问题,但其核心是法律,培养公民道德,重塑社会信任,需要健全的法律法规保驾护航,需要对法律不打折扣地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