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圣祥　

　　3月15日,重庆工商大学发生一起数百名教师集体维权事件,一度至少有300名教师聚集在该校一处校门高唱国歌,引发学校内外一片哗然。本次事件的导火索为当日下午的一次教职工代表大会上,该校领导层试图强行通过新的绩效考核实施方案,该实施方案被指对一线教职工存有严重歧视而更倾向于行政人员,“缺乏对一线教职工的应有尊重”。
　　　　　　　(3月18日《南方都市报》)
　　在该校的绩效考核方案中,教授的薪酬仅相当于正科级的行政人员,一线教职工因此认为方案过于倾向行政人员,有悖高等院校薪酬“应向一线教职工倾斜”的伦理,导致该校“教育行政化”进一步加深。说白了,这起教师唱国歌维权事件,源自校内的经济利益分配不公。
　　这背后反映的一个客观现实,则是高等教育的严重行政化。在大多数高校,从校长到主任再到一线的行政人员,如果不是以官员自居,也至少认为自己是个“管理者”,而那些真正教书育人搞科研的人,则是“被管理”的教职工。在行政化的导向下,教授们的志向既不是桃李满天下,也不是搞出科研成就,而只是想办法当官。正是因为这种错误的导向,高校的行政化、官僚化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反映到待遇上,则是一线教师待遇普遍不高,反倒是后勤行政拿着高薪。
　　因为直接牵涉到个人经济利益,重庆工商大学的教师们选择了以高唱国歌的方式来维权,这样一种非暴力的抗议方式,一方面固然能够体现出为人师表者的素质,但另一方面却也显得颇为无奈而且滑稽——这走的何尝不是农民工讨薪时想尽办法吸引外界眼球的套路?为什么我们的高级知识分子的那点聪明才智,居然也得用到“眼球维权”上来?事实上,唱国歌维权所指向的只是“干活的拿小钱,不干活的拿大钱”的分配不公,除此之外并未真正触及高校的行政化官僚化。
　　换言之,只要不在钱上欺人太甚,他们也许宁愿接受行政官员对于校内一切事务的“领导”、“管理”和“决定”。知识分子的智慧和勇气始终没有被激发出来,而是宁愿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面前做一个“沉默的大多数”。
　　高校里需要那么多拿高薪的行政人员吗?教授治校的理想为何不能走进现实?要推动高校去行政化,不能只是等待一个开明的校长,教授们更该保持清晰的痛感,并且选择为权利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