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
　　　　4日,武汉一名学生向记者反映,助学贷款需要证明、申请等各材料十几张,学校、院系、村委会、镇民政办公室、县民政局,要逐个跑到,一共盖了26个公章。大热天的这样折腾,有部分同学办了一半索性放弃,“有这个时间和精力,还不如去打工挣学费”。
　　　　　　　　(8月4日《楚天都市报》)
　　按理说,助学贷款是为贫困生雪中送炭的,最能体恤人心、悲悯世情,却不想比商业贷款要繁杂无数倍,难怪有人办了一半只得放弃,这让那些“早当家”的穷孩子情何以堪?
　　前几日,有消息说中央部门决算大都远超预算幅度,80余部门决算共超预算2200余亿元。这一方面是因为财政收入增加以及临时增加了一些事项,调整了预算,但一方面也说明财政预算编制不够严谨,花钱太过随意。那么,为什么财政预算可以自由弹性,而仅仅是政策支持的助学贷款却严苛趋紧?
　　这个问题指向三个层面:一是制度设计本身的人性情怀。贫困生办贷款,要跑的部门,往往路途遥远,大热天地来回奔波,其心何忍?二是贷款政策本身不思进取。这也不是第一年搞,几十个公章的程序放任多年,为何没人管管?三是考验着地方部门对简政放权的理解。2013年,自上而下不断释放出缩减行政审批的信号,预计本届政府要在5年内削减近600项行政审批事项,甚至各地都在探索以办公自动化为基础的“微审批”。在这样的背景下,助学贷款连个一站式服务都搞不定,谈何便民利民?
　　在我们的助学贷款更多还是“点”上恩惠的时候,国外的助学贷款已成为裨益学生求学与创业的普惠政策。美国学贷债务已经超过1.2兆亿,其中联邦学贷债务达到了1兆。很难想象,如果也附加一个“公章旅行”的前提,还会有多少孩子愿意去贷款解难。
　　在就业与实体经济都需提振的今天,早日结束助学贷款之上的“公章旅行”,不仅仅拷问着政策的初衷与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