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万夫　

　　有人觉得此举很好,在无法马上改变游客涂鸦陋习之前,用这种方式供游客“发泄”,让他们释放出潜意识中的“到此一游”之类惯性思维,未尝不是一种疏导。在这种疏导之后,再考虑逐渐改变游客的这些陋习,也许有利于循序渐进地改变以往在道德领域无法实现彻底根除不良习惯的病根。对于旨在提升游客文明的管理方面来说,也许就是一剂良药。
　　但笔者却觉得此举所释放的善意远没有其所制造的纵容来得多。因为到景区涂鸦,去写那些“到此一游”的文字,本身就是一种极度不文明的行为,而且因为这些不文明,中国游客的形象都丢到了国门之外,到世界名胜古迹去刻字,甚至骑到塑像上之类不文明之举,更是比比皆是。这些陋习不但影响着游客的形象,甚至影响到国家的形象。所以,对于这类不文明的行为,不但不应该用各种所谓的柔性铺垫进行纵容,反倒应该施以道德文明与为人准则的双重谴责与批判,让那些不道德的游客知道这么做后果很严重,知道这些陋习是可耻的,进而主动去改变这些陋习。这不仅仅是一个程序和习惯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对这类行为的态度问题。
　　为什么我们很多规定,在释放和执行之初,让人信心爆棚,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却偃旗息鼓呢?大抵是因为在很多原则性问题的管理上,失去了原则性。既然都知道游客在景区的那些行为是极度不文明的,那就必须严格执行对这类行为的整顿,一是一,二是二,发现游客涂鸦,该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甚至按照处罚上限处理,没有任何折扣和迂回的机会。就像酒驾入刑那样,就算不彻底根绝这种陋习,也会让很多人主动去改变潜意识中的不良习惯,这才是关乎道德与文明领域的管理良策。所以,对于这样涂鸦电子屏的创意,还是少些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