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朝清　

　　日前,针对“婚宴中送领导或送同事的份子钱”一事,记者对全国多地的律师、医生、官员、销售员等100人进行调查发现,近6成参加领导婚宴的人送的份子钱高于一般同事,且高出的数额近1倍,个别甚至高出10倍或更多。
　　　　　　　　(10月7日《新京报》)
　　长期以来,份子钱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是形成了亲朋邻里的互助、互惠体系,二是建构了自己人的身份认同和心理归属,三是形成了一种社会竞争。正是通过份子钱,人情互动才形成了庞大的社会关系网络。然而,伴随着人情异化,份子钱也越来越工具化,参加领导婚宴份子钱加倍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中国人习惯将公共关系规则和私人关系混合使用,其特点是既可以通过个人关系实现公共目标,也可以通过公共关系谋取私人利益。给领导份子钱加倍,看似是私人关系的加深,实则是为公共关系即工作关系“投资”。份子钱的情感功能被竭泽而渔之后,只剩下名实分离的“空壳子”,成为利益勾兑的载体。
　　为疏通关系、调动工作“下血本”也罢,“跟着大家走不吃亏”的从众心态也罢,领导份子钱加倍,透视的是一种公私混合变形的“身份经济学”。
　　明晰公私边界,离不开制度建设的伸展,社会监督的发挥,才能驱除份子钱里那些暗藏的污垢。一方面,要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和奢靡之风,让婚宴回归本位；另一方面,要规范公职人员的人情往来,杜绝“变相敛财”,使之欲腐败而不能。只有权力得到有效制约,“身份经济学”才会降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