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王首荣　
　　错误一旦暴露就该及时解决,但责任单位更喜欢用“拖字诀”,“再等等”是最常见的回复。这种敷衍体现的正是官僚性不作为,再加上不怕下边怕上边、不怕群众怕记者的“势利眼”,其形象可见一斑。长此以往,与为民便民的服务理念只怕要越来越远了。
　　因派出所录入姓名出错,海南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23岁的黄丽谌至今没有身份证。早在3年半前,她便向派出所申请更正,派出所工作人员受理其申请后,让其等候通知,随后却杳无音讯。2月10日,记者一同前往,几十分钟后,黄丽谌拿到了更正好的户口本。
　　　　　　　(本报今日A23版)
　　民警录错名字,当事人申请三年多改不了,记者协助下几十分钟解决。“1月21日已完成最后一道审核程序,只需要录入网上系统就可以更正”,但这些天黄丽谌却没收到任何通知,甚至来时还被告知户籍民警请假了,言外之意,“又办不了了,下次再来吧”。要不是记者表明身份,这个“不在”不知又得让黄丽谌再多跑多少趟。看上去像是派出所给记者“面子”,依笔者看,这是心虚了。
　　户籍出错其实并非新鲜事儿,名字录错的,年龄录错的,婚姻状况弄错的,甚至还有性别录错了的。西安有名男子户籍资料中的婚姻状况莫名由未婚变成已婚,以至于与爱人生活了十年领不了结婚证；安徽宿州57岁老太,因为户籍资料出错,当了13年“男人”；河北邢台的张增仁,本是1952年出生,户籍上成了1962年,而在同一本户籍本上,其儿子1974年出生,“爹12岁就生子”的明显错误,硬是找了16年改不了,眼看年满60岁的同龄人都领上了养老金,自己却不能享受同等待遇……
　　户籍出错有历史原因,以前的相关资料都是手写的,户籍迁移中难免会出错,即使是这样,错也在管理方,户政部门自然应该先认错领错,这才是为民服务的第一步。鉴于在中国,户籍与住房、上学、找工作、退休、生孩子息息相关,这上面的一点错误就可能搅得一家人“鸡犬不宁”,所以,这样的错一旦暴露了,就该及时解决,但从众多事件来看,责任单位更喜欢用“拖字诀”。黄丽谌也好,张增仁也罢,他们都经历了太多“再等等”,“等”的时长完全掌握在户政部门手里。
　　黄丽谌2010年7月申请更正,最后一个章是2014年1月24日盖的,前后三年半多。相关责任人解释说,“等待过久或是材料不全的原因”。一个“或”字与当事人所讲“究竟是缺材料还是其他原因,对方从未告知,只让回家等通知”的矛盾,让人一眼就看清了这是在习惯性撇清责任。而其所谓“户政民警人手少,加上事务繁杂,也会影响等候时间”的说辞,更进一步表明,虽然道了歉,他们却并未认识到错在哪里。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以“回家等通知”“办这事的民警不上班”等来敷衍群众,这种工作作风哪能找到为民便民的影子?
　　类似事件中,还有一个共性值得思考,越来越多的管理部门,不怕下边怕上边,不怕群众怕记者。群众找一百次解决不了,记者来了,上边来个电话一指示,马上就解决了。维护公平正义虽是媒体的责任之一,但管理部门如此“势利眼”却是制度性冷漠的悲哀所在。作为便民服务的基层窗口,对群众诉求反映麻木、迟钝,不曝光不动弹,与群众的距离只会越来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