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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桂兰 我和公公只见过三次面。 第一次见面,他已是癌症晚期。瘦瘦的身影被射进里屋的阳光拉得很长,更显单薄。他只是客气地与我打招呼。 第二次是在医院,我和婆婆陪他做化疗。他病得只剩一身骨架。疼了,他咬着牙忍着,满头大汗。我和婆婆心疼得哭了,他却颤声安慰:“没事,我没事,就是有点儿疼。”仿佛痛在别人的身上。婆婆泪眼婆娑:“老头子啊,你吃点止痛药吧。”他嘴唇打颤:“我不能吃,我还想多活些日子,等着抱孩子呢。我咬咬牙,痛就过去了。你们俩,别难过了。” 化疗回来,公公的身体更虚了。我与他第三次见面时,他已不能大声说话。那晚,屋子里静极了,谁也没有说话。公公用力地转过头来,看着我。先生凑过耳朵,公公说想让我给他倒杯媳妇茶。我和先生各端一杯,跪在病床前,所有人早已泣不成声。他捋捋我额前的头发,吃力地说:“孩子,难为你了。爸爸不能给你们主持婚礼了。”接着又转头对老公说:“桂兰是个好姑娘,今天,我把她交给你了,你要好好对她。”我很意外,仿佛我才是他一手带大的孩子。我们含泪点头,拉着他的手失声痛哭。两天后,公公就走了。 今年是他离开我们的第十四个年头。每逢清明,我们都会回家到山上去,在他的坟前陪他老人家坐坐。我们高高兴兴地去,就像去山上串门走亲戚。下山时,公公的坟地已被鲜花、纸花打扮得五颜六色。儿子兴高采烈:“爷爷明天得去卖花。”婆婆总是笑笑:“躺久了,也应该起来活动活动老骨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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