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子庆
　　2月20日,广东东莞市教育局发布义务教育阶段新莞人子女积分制入学积分方案,影响新莞人子女积分入学的两项主要指标是父母的学历、职称的高低。专家表示,依照父母学历高低来决定孩子入学涉嫌歧视。对此,东莞市相关负责人表示,该方案不存在歧视。
　　　　　　　　　(2月21日《广州日报》)
　　所谓歧视就是对人就某个缺陷、缺点、能力、出身以不平等的眼光对待。东莞以父母的学历、职称的高低不平等地对待新莞人子女的受教育权,这种以出身“论英雄”的做法不是歧视又是什么呢?耐人寻味的是,当地对此解释道:《方案》是按照东莞对人才需求的考虑制定的。这也就是说,东莞此规定实际是有醉翁之意的,即通过子女计分入学上的门槛去实现当地对人才的需求。表面上看,这种求才若渴式规定没有什么问题,但仔细思量,却又品出诸多谬误之处。
　　首先,受教育权是公民的一种基本权利,该被平等地对待。这一点,诸多法规文件都有指出,此处不再赘言。东莞为了吸引人才大可对高学历、高职称的人才制定“额外奖励”的政策,而非牺牲底线公平。更为荒唐的是,这面打着吸引人才的旗号,分明是在告诉人们“学历职称宁有种”——只要父母学历高、职称高,他们的子女就可带着这种出身优势享受高人一等的受教育权,如此无辜地牺牲子女平等入学权利,实在有悖公平正义的基本价值。
　　其次,东莞此举的不高明之处还体现在对“人才”的偏见上。诚然,高学历、高职称可以被视为人才的重要指标,但这两项绝非人才的全部。尤其是对于城市而言,谁都不敢说外来务工人员就是“神马浮云”,事实证明,珠三角或长三角乃至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一旦离开外来普通务工人员,很多城市生活服务行业就陷入困境。早前就有媒体报道,在春节前几天,随着大批外来务工者返乡,保姆荒、废品荒、用餐荒正在北京蔓延开来。这一点,近期珠三角城市遭遇的用工荒又是一个很好证明。正如一论者所言,中国“人口红利”日渐稀薄,外地人将越来越少,城市在扩张时也是一个“洗牌”过程,但如果城市这个容器对外地务工者这支活水人为屏蔽,将来恐怕就不仅是用工荒这么简单了。
　　最后,东莞此举有急功近利之嫌。例如“纳税额大的企业,会通过派发入学指标给他们”,就让公平正义的杠杆沾满铜臭味。事实上,没有谁敢保证一个高学历、高职称者就真正是一个有用的人才,也没有谁能保证人才就永远是人才,更没有谁敢保证学历低、职称低者将来就一定成不了人才。东莞的长远发展,固然需要人才,但远非高学历、高职称群体就足够了的。
　　总之,时代在发展变化,对待国民权益的方式也要与时俱进,而不是停留在一个缺乏平等、忽视基本权益的非健康的执政观念里。东莞要发展,靠的不是把所有外来低端劳动者排除开外,而是要着力创造一个能让优秀人才慕名而来,暂时不是人才者在东莞也能大展拳脚甚至成为优秀人才的良好社会环境。做到这一点,那才是真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