苑广阔
　　今年春节长假期间,“公车私用”问题持续发酵。前不久,一位北京小学生提出给公车上红牌便于接受监督的建议,在微博上被人们一次一次的推介和转发。
　　　　　　　　(2月21日《中国青年报》)
　　对于让公众深恶痛绝的公车私用现象,中央以及地方政府可谓是三令五申,文件,通知出台了一大堆,但是效果却差强人意,“车轮上的腐败”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海量的公车往往像穿了隐身衣一样,隐藏在社会车辆的滚滚车流中,难以发现,自然也就谈不上监督监管。
　　比如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借助微博、微信等新媒体手段,全国范围内一大批公车私用的现象被曝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这些被曝光的公车,绝大多数都是车上带有明显标识,或者是挂有白牌、0牌,一眼就能看出姓公的公车。而对于那些没有明显标识,挂有普通车牌的公车,却鲜有被曝光的,原因就是公众无法确认自己眼前的车辆,是否为公车。
　　可以想见,当所有的公车都因为自身一目了然的“公车标识”而在公众面前无所遁形,自然也就给公众的监督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可是,给公车上“红牌”这个办法固然值得尝试,但也只是迈出了公车管理的第一步,如果没有其他制度和措施的“配套”,则最终必然会流于形式,难以发挥真正的作用。
　　措施之一就是加强对“公车私用”的问责力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对于已经被曝光的公车私用案例,多数地方的处理都避重就轻,隔靴搔痒,比如内部通报批评、停职检查,或者是让当事人补交油费等等。如此处罚力度,如何能让当事人长记性?如何能让其他公职人员得到教训,以儆效尤?只有加大对“公车私用”的问责和处罚力度,才会对所有人起到震慑作用,也才会体现政府愿意接受社会监督的诚意,并且进一步促进社会监督的开展。
　　措施之二,就是最大限度减少公车保有量。减少公车保有量,控制公车数量,不但降低了公车私用的概率,而且也大大减少了公众监督公车私用的“劳动量”。相比于单纯的社会监督,这更像是一种釜底抽薪之举。在韩国首尔、中国香港等城市,由于公车数量少,基本不存在监督难的问题,因为政府公车一开出门,大家都知道公车出行了,自然不敢私用滥用。
　　治理公车私用的顽疾,必须监管和改革并重,要以公众监督为突破口,做好相关管理制度规范的配套工作。只有将公车管理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轨道,才能从根本上遏制公车私用,将公车消费关进“制度的笼子”。